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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| 初心不变
2019-06-17

作者:张东起

  时间过的真快,快得还来不及反应,就已经走过了很远很远的时光。当时光足够长,到达人们所说的12年,一个轮回,你就会明白,所有的改变,其实都是为了最初的心,不变。

——题记

  上世纪90年代初,对于公司的大多数职工来说,能到国外项目工作还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,那时国外项目寥寥无几,其中以“巴基斯坦”这个名字最为响亮。在那之后的10多年间,也经常听周边有过出国经历的同事讲述他们在国外的一些见闻,讲述属于他们自己的喜怒哀乐,那一刻,我常常被他们的故事所吸引,羡慕他们在那些陌生国度所经历的一切。

  2005年,随着工程局国际业务不断扩展延伸,国外工程项目逐渐增多。这年秋天,我背上行囊,带着无数浪漫的想象,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曾经向往的出国路。

  从此,我在这条路上,在坚守与退缩、相聚与离别,在希望与失意、欢乐与伤痛之间不停奔走,一走竟是12年。12年的光阴变化了很多事情,父母轻快的脚步变得蹒跚了;孩子不经意间从小学上大学了;而我,悄然送走青春年华,已然迈过中年的门槛儿了。

  我始终相信,越是艰苦的岁月越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,当我不再是一个国外见闻的倾听者,而成为故事里的主角——讲述者时,每当回首往事,那一切都还是那么清晰,没有一丝尘封的痕迹,如昨日的阳光,晶莹透彻。

  2005年11月的一天,我穿上西服打上领带,做着出国前的最后准备,我要去的国家是坦桑尼亚117公路项目,当时我们一行三人,办事处派车送我们去首都机场。

  当办事处的人员看到我的穿着时,说:“这身衣服也就穿这一路了。”我当时没有理解这句话的含义,但事实果真如他所说,自从我到了项目部脱下那身西装起,它就再也没有机会重见天日,直到一年半以后我休假回到国内,才取出被遗忘在箱底的它,望着它皱皱巴巴的样子,一如我长期被非洲紫外线侵蚀过的那张脸。

  117公路项目全长100公里,其中大部分路段横穿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,只在路的起点和近终点的位置才各有一个小镇。项目部座落在一片葱郁的山脚下,白墙蓝顶的彩钢房在绿树丛中显得清幽静谧。

  当时我们习惯性地称呼这个地方为“主营地”,而散落在公路沿线由施工人员居住的地方都统称为“分营地”。由于主营地和分营地所承担的使命不同,分营地的人员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到主营地去的,除非得了疟疾去那里治疗。

  分营地不是固定居所,会视施工情况而随时搬迁。建分营地时,首先要找到合适的位置,在周边挖出壕沟,再延壕沟侧栽上木桩,木桩之间用铁蒺藜连接起来。接下来就是摆放生活设施,之所以用摆放而不是用搭建,是因为生活设施只有三个用集装箱改装的、有门有窗的房子,一个用来住人,一个中间隔开,一半是厨房,一半是冲澡的地方,另外一个是仓库。住人的集装箱和做饭的集装箱摆放时中间留上一个过道,上面盖上铁皮瓦而下面的空间就是餐厅。院子里的其他空地则用来停放施工设备。这样,一个营地就建好了,异常简陋,但功能却很强大,它承担着项目重要的施工任务。

  这样的分营地大都建在密林之中的空地上,周边没有任何村落人家,每天进出的只有七八个中国人和轰鸣的施工设备。这几个中国人中会留下一个看守营地,其他的都是早出晚归,留下的那个一般是机械修理人员,主要职责是修理营地里的故障设备,顺便看管营地,空闲时间或许还能给大伙做上一餐美食。

  白天,每个人都在各自不同的施工点上,是没有机会见面的,只有晚上收工回到营地才能再见到彼此,每当这时,营地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,充满了欢声笑语。晚饭时间一般都在9点左右,这是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,饭桌上大伙各自讲述着工作面上发生的有趣事情,不时传出阵阵笑声,这期间还顺便安排好明天的工作任务。晚饭后,劳累一天的我们进入梦乡。这时,营地安静下来,密林深处不时传来一声夜鸟嘶哑的鸣叫,连同集装箱内的梦呓声,都一同融化在那片漆黑的夜色里。

  这就是我们的营地,当时被我们称之为“家”的一个地方。那时,我常常在远处望着营地透出的灯火,心中充满了不尽的温暖。多年之后,我时常会想起那段时光,它定格在脑海的那些镜头简洁而透彻,以至于整个2006年一年的时光,薄得如同那天般透明。

  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,项目上得疟疾的人很多,主营地的那间病房经常人满为患,多半年的时间,我也成了那里的常客。

  都说疟疾是非洲“第一杀手”,那时我们常开玩笑说,到坦桑尼亚如果不得几次疟疾就等于白来一趟,当时全项目100多人没有一个能够幸免,有的还得过不止一次,得的多的便被我们私下里笑谈称为“摆王”,因为疟疾俗称“打摆子”。

  我也是众多的“摆王”之一。在我到的头半年的时间里竟然连续打了五次摆子,现在回想起来,真是刻骨铭心的一种感觉,没体验过的体会不到,体验过的一定会谈“摆”色变。

  疟疾的症状首先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发高烧,烧得整个人昏昏欲睡,头痛欲裂,浑身的关节犹如被千万只蚂蚁啃噬;一会儿冷得瑟瑟发抖,仿佛置身于冰天雪地,四周一片空旷寒风哀号;一会儿热得虚汗横流,犹如跌进了火山口,岩浆滚滚而来,人在瞬间被融化。

  记得有次,分营地已经搬到了距主营地很远的地方了,一个同事得了疟疾,深更半夜的,送回主营地的路上怕不安全,但看到他实在难受的样子,我们就决定送他到前面一个小镇上的卫生院,给他拿点药或者打上一针退烧,能够坚持到天亮再送去主营地。

  小镇上的卫生院很简陋,当时只有一个医生在值班,看到我们态度格外客气,问完情况,量完体温接着就走了出去。当时我们还以为出去拿药,就在屋里等着,这时隔壁屋里传来“哗哗”的流水声,不一会儿,医生进来叫患者跟他走,我们不放心就在后面跟着,来到“哗哗”流水的那个房间,里面的情景令我们很迷惑,没有常见中的药厨、病床之类的设施,有的只是“黑咕隆咚”的墙壁,昏暗的灯光下,水龙头还在不停地滴着水,一个大水桶里面盛满了水。

  这时,医生示意患者脱了衣服,我们赶紧问明情况,医生说需要用冷水给病人降温,望着浑身颤栗的同事,我们面面相觑,最后,一个词在我们脑海里同时出现,那就是“逃之夭夭”。我们绝尘而去,只留下那个坦桑小镇里的医生惊愕困惑的表情。

  同样是到地方医院看病,我的境遇和他大不相同。虽然没有被要求用冷水降温的困窘,但情况比那还糟,那次疟疾令我整整持续了半个月之久。

  当时项目上的医生刚好休假,所以那段时间得病的就只能到当地医院就诊,我去的是一处还算大一点的医院。当时感觉医院还是比较正规,挂号、验血,一切都是按程序进行。可是当五大三粗的女护士拿着针具出现的时候,却令人毛骨悚然。针管、针头都比国内的要大一号,国内打针手法一般是快进、慢慢推药、然后拔出。这里刚好相反,粗大的针头慢慢地刺破皮肤扎进肌肉,然后快速将药液注入体内,再拔出。整个过程不堪忍受,疼得叫人直吸冷气。

  每次打完针,针眼处流出的血都会慢慢浸透裤子,疼得都不敢坐下。就这样连续打了一个星期,非但没好转,还起了一身的红斑点,最后才知道,那个医院用的是一种叫“奎宁”的抗疟药,由于副作用大,这个药品在其他地区早已淘汰了,而我却对这种药物过敏。过敏反应让我雪上加霜。没办法,项目派人护送我去了更高一级的地区医院进行治疗,当医生看到我满身的红色斑点,问我是不是交了非洲女朋友,言下之意就是怀疑我是否得了艾滋病。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才开始按治疗疟疾的流程进行验血,结果出来后我每毫克血液里竟然有八个疟原虫!一般情况下,如果有三四个就会出现疟疾的症状。这次治疗因为是对症下药,我逐渐有了好转,又过了六七天后就彻底康复了。

  那些天我躺在病床上,昏昏沉沉,疼痛透出身体,在空气中弥漫,半梦半醒之中,我似乎回到了家里。耳边真切地听到女儿在喊爸爸,母亲则爱怜地抚摸着我黑瘦的面孔。醒来后,我尝试用各种姿势来缓解周身疼痛,最后觉得只有跪在床上将脸埋在枕头里才能舒服些,那样还可以流上一会儿眼泪而不被别人看见。

  在坦桑尼亚的那段时光,关于威尼斯wnsr888 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,它们就像储存多年的美酒,在时间的沉淀下散发出香醇的气息,尽管有过伤痛,也历经过磨难,但我们用坚持换来了最终的欢笑。
这些故事都很平凡,也说不上精彩,甚至有些琐碎,它们只不过是茶余饭后众多谈资中的一些碎片。可不平凡的是,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,还依然存在坚定信念和奉献精神,精彩之处在于有众多的国外工程施工者们前赴后继、砥砺前行,以一种高昂的斗志,硬生生撑起了公司国外工程的脊梁,为公司能够成为电建集团旗下的国际强局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  12年,按中国人的通俗叫法就是“一轮”,从起点到起点,这个过程没有终点。这12年当中,我先后又到过利比亚、肯尼亚、卡塔尔等国家,每到一处,都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发生,每到一处,都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,在新的起点上,总有我的家人在背后默默陪伴,总有一些同事他们鼓励我、包容我,正是有了他们给我的力量,才使我执着地坚守着那份信念,支撑着自己一路向前。在每一处重新开始的地方用心耕作,并播下希望的种子,破土而出的是坚定,迎风怒放的是信念,结出的果实是那颗不变的初心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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